「宦官專權亂政」向來是歷代王朝的通病，縱觀歷史，以"宦官亂政"而臭名昭著的主要有東漢（下文簡稱漢）、唐朝（下文簡稱唐）以及明朝。但即便如此，明朝的宦官又和漢唐的宦官有著本質的區別。把他們相提並論未免有高抬閹黨而貶低漢唐的嫌疑，因為，無論是他的成員構成、權利的掌控、還是對朝政的影響，明代的宦官群體都遠遜於漢唐時期的宦官集團。而明代閹黨之所以聲名卓著遠勝漢唐。除了為帝背鍋之外，主要還得歸功於「手握筆桿、操持輿論、別有用心」的東林黨人。

一：漢唐二朝宦官集團得以成形原因

相比於明朝，漢唐兩朝在建國之初並無宦官活動於權力中樞的相關記錄，後來則因為特殊的政治環境，導致皇帝不得不任用宦官，但即便如此，個中還是有所差異：

1、東漢：主少國疑，外戚勢力引發的宦官之亂：

不知是因為基因問題還是受了詛咒，東漢自漢章帝劉炟（31歲）開始，歷任帝王往往英年早逝。而後嗣之君又多年幼，有的甚至還在襁褓之中。所以，每逢新君繼位，新皇的母親就會趁勢臨朝，干涉朝政。所謂「主少國疑，母強子弱」，把控了朝政的後宮又會大肆啟用自己的娘家人（外戚）。而外戚為了鞏固權勢，發展壯大自己的家族又勢必會趁機攬權，進而侵冒到皇權的威嚴。

公元88年，漢章帝突然崩逝，年僅十歲的和帝劉肇繼位。母家顯赫、權欲極重的竇太后趁機臨朝，「於朝廷機要處，遍植親黨故吏。滿朝文武，無非竇氏」。當此之際，朝廷之上雖有鯁骨素著、剛直不屈的能臣亦是無可奈何。

眼見不斷侵奪皇權的竇氏勢力日益膨脹，天下漸有移鼎易位之危。彼時已經逐漸長成的漢和帝深恐前朝王莽逆篡之事再度發生。為了確保自家江山的穩固和帝位的不外流。公元92年，在內外懸隔、皇親無靠的條件下，漢和帝與宦官中常待鄭眾等經過緊密謀劃，以宮廷政變的方式一舉剷除竇氏親黨，成功奪權。

同年，漢和帝認為鄭眾「公忠體國、耿介忠勤、功勛素著、不矜不伐」，封其為鄛鄉侯，世襲罔替。太監封侯，這往古以來絕無可能的事情就此發生。公元88年，漢和帝暴病而亡，尚在襁褓不過百日的漢殤帝劉隆繼位，鄭眾以「先朝舊臣，老成謀國」的身份協同鄧太后治國理政。《後漢書》作者范曄認為：「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此言可謂得其三昧矣。

2、唐朝：無人可用，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如果要問哪個朝代的宦官最威風？那自然是當之無愧的非唐朝莫屬，但唐朝的宦官之亂卻也不是一貫固有的，宦官集團的崛起和壯大與一件「扭轉天下、顛覆乾坤」的大事密切相關。

公元前755年，席捲天下的「安史之亂（也稱「天寶之亂"）」爆發，「在世堯舜」的唐玄宗棄國而去遁入巴蜀。而「剛強勇毅，仁愛有術」的太子李亨則以「天下兵馬大元帥」的職位北上靈武，全權負責剿平「安史之亂」。同年，出於避免玄宗掣肘，更好的統帥天下兵馬，儘早平定「安史叛亂」的目的，太子李亨在靈武繼位，建元至德，史稱唐肅宗，遙尊乃父玄宗皇帝為太上皇。

所謂「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手無寸兵卻有心復國的的唐肅宗在內無可信之人、外無可托之將，父親疑忌，兄弟隙牆（永王李璘佔據江東）的艱難處境下，不得不啟用在他看來「忠忱恪謹」的親信宦官李輔國，任其為「元帥行軍司馬」，執掌神策軍（直屬皇帝的宮廷禁軍），國家軍政大事一以委之。親厚之至，冠絕當代。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李輔國隨駕回京，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郕國公。並正式參與朝政決策，依仗唐肅宗的信賴，勾結內外、結黨營私、驕縱枉法，排除異己。權焰之煊赫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公元762年，唐肅宗病逝，原本與張皇后沆瀣一氣的李輔國率先擁戴太子李豫繼位。即位後的太代宗遂尊李輔國為「尚父」加司空兼中書令一職，封博陸郡王。自此，唐代，李輔國權傾朝野，肆行無忌，天下側目。口出「大家(皇帝的俗稱)但內里坐，外事聽老奴處置」的狂悖之言而無所忌憚。唐代宗因恐為其所害而私下與宦官程元振相勾結，剷除巨碓李輔國，其位則由程元振繼任。自此，唐代宦官執掌禁軍遂成定製。

所謂「槍杆子里出政權」手中有錢、有兵、有權的宦官集團日益壯大，曾經雄視中外、無敵天下的大唐王朝的皇帝們竟然成了宦官手中的提線木偶，不得不看太監的眼色行事。試問天下可悲之事有甚於此乎？
明宣德皇帝——朱瞻基

二：明朝宦官自成體系，與漢唐二朝不同

「前車之鑒，後車之師」赤貧出身、轉戰天下而奄有四海的朱元璋，為了實現王朝的「萬世一系」。而對亂國之階的外戚、女禍、後宮、宦官嚴防死守。以律法、誡碑、寶訓等多種形式對後世子孫進行耳提面命。

但「精明祖先架不住懶兒孫」，明朝所獨有的「廢黜丞相，分權六部」權力組織形式迫使皇帝不得不「一人而肩天下事」。這就要求明朝的皇帝們必須得像先祖洪武帝一樣。放棄任何形式的消遣遊戲，只能矜矜業業、宵衣旰食的打理朝政（偌大的帝國，千百萬的事情，縱是鐵人也未必扛得住這樣折騰啊）。這對權利野獸的朱元璋而言，也許是極致的享受，但對「自幼錦衣玉食、生長婦人之手，不任繁劇」的天潢貴胄而言卻無異於地獄的磨鍊。

所以自明宣宗開始，為了能夠安心偷懶，他專門在內廷設置「太監學堂」，並選拔「年輕秀慧，穎悟非常」的太監入學讀書。藉此培養一批「頗具識見、能操持筆墨」的太監來幫助自己處理國家大事。而為了使這件事變得光明正大、無違祖制，宣德皇帝更是費盡心思專門設置「司禮監」和「秉筆監」兩個專門由太監擔任的職位。而所謂「司禮監和秉筆監」無非是想告訴滿朝文武，這並不算太監參政，我僅僅只是借用太監的氣力來為自己擬定奏章而已。當然，宣宗此舉或有更深層的用意也未可知——藉助宦官抑制內閣的權利。

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許是覺得宣德皇帝的手段高明貼心，後來者的歷代帝王紛紛延續宣德的政策，並對其進行不斷的損益和完善。終於使太監製度成為大明鐵律，與大明朝相終始，而或許也是因為「太監學堂」的關係，明朝雖有大量聲名顯赫的宦官，但卻始終沒有釀成根本性的禍亂。
東漢宦官集團

三：漢唐明三代宦官專權形式和危害

雖說漢、唐、明三朝都出現了宦官專權的現象，但若仔細研究分析，我們還是能夠發現這三者之間的區別和差異的：

1、東漢宦官貪賄成風，亂國有餘而自保無術

因為東漢「皇帝早夭，主少國疑，外戚擅權，逼奪皇室」的政治環境，宦官群體往往以皇權同盟者的身份登場。所以，東漢宦官大多「諂媚善諛、巧詐飾偽」，以此獲取皇帝的信賴和支持，通過「進獻讒言，詆毀排擠」的方式來達到自己禍亂朝綱、以權謀私的目的。

所以，嚴格說來，漢代的宦官集團最是無能，他們謀奪權利的根本就是為了錢財貨物，完全沒有執政天下，指揮九州的目的，當然，宦官們之所以沒有這方面的野心和慾望，多少也是吃了「淺識寡陋，不學無術」的虧，而東漢時期勢力雄強的地方門閥和世家大族也是制衡宦官勢力難以進一步發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也因此，當天下大亂、兵燹遍地之時，氣焰囂張的宦官們也只能隨著皇權的崩潰而崩潰，束手待縛、坐以待斃，絲毫沒有掙扎的機會和餘地。
唐朝宦官——魚朝恩

2、唐代宦官執掌禁軍，撥弄皇帝幾與軍閥無異

唐代的宦官則不同，自「安史之亂」後，皇帝對武人的忌諱達到了空前的地步，藩鎮割據的局面更是令後嗣之君心有餘悸。於是，即便他們深知宦官的狡猾，但「兩害相較取其輕」，他們還是願意冒險選擇自己「信賴」的宦官執掌禁中，統帥禁軍。

「權利就是毒藥」無論多麼忠稱的宦官，在手握禁軍，有權、 有錢、有兵之後都會發生異變。空前膨脹的權利讓他們並不甘於只能在後宮這方寸之地橫行無忌、作威作福。於是，宦官們開始效仿「先達」李輔國，試圖從幕後走向幕前，妄圖封侯拜相、登堂入室，插手朝廷政事，身居傀儡之位的皇帝雖知此害甚重卻也無可奈何。在宦官的強烈要求之下，他們以「中官」「監軍」的身份蒞臨地方，魚肉百姓、作威作福。更有甚者則和各地藩鎮節度使相互勾結、狼狽為奸、表裡呼應，操持朝政。若非當時朝堂之上尚有「耿介忠純」的大臣，社會上層尚有累世豪右的世家大族予以制衡。只怕唐朝的宦官之禍尚且不只我們今日所看到的這麼簡單。毫無避諱的說，唐朝絕對是宦官的天堂。

3、明代宦官乃是皇帝代言，生殺由人難成氣候

關於明朝的宦官，我們必須以相當審慎的態度來對待。在經過蒙元近百年的野蠻統治後，可悲的主奴思想已根深蒂固於漢人心中，而「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朱元璋因為一己私利的關係，不僅沒有對此有所鼎革，反而變本加厲，在蒙元奴化的基礎上繼續鉗制人心人性。而宣德皇帝設立的「太監學堂」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宦官們的基本素質，但也有意識的對「主奴」思想進行了強化和鞏固。

很多人都說宦官專政在明代達到了巔峰，但在我看來，此說尚且有待商榷。雖說明代宦官因為掌握了「批紅權」而有了直接參与朝政，處理國事的權利，但這一權利卻是皇帝賦予且隨時可以收回的，宦官們不過是皇帝手中的棋子罷了。所以，終明一朝，無論多麼顯赫的宦官，只要惹怒了皇帝，即便他同時握有「批紅」的權利，錦衣衛和東西兩廠的勢力。也會在「天子一怒，血流漂杵」的雷霆之威下化為烏有。
巨閹魏忠賢

「奴才就要有奴才的覺悟」明代宦官對此向來是瞭然於心，銘刻於骨的。他們明確的將自己定位為皇帝的走狗和鷹犬。所以，無論他們在朝堂之上多麼囂張跋扈，在市井之間耀武揚威，究其根本的說，不過都是狐假虎威而已。正是因為背後有著皇權的撐腰他們才敢如此肆無忌憚，無法無天。崇禎初年（公元1627年），在權傾天下、四海側目的巨閹大宦魏忠賢失去天啟的寵任後，就被剛繼位不過數月、年齡尚未弱冠、根基尚且無從談起的崇禎皇帝，輕而易舉不費吹灰之力的剷除。這無疑是對明朝宦官有名無實、徒具其形的最好證明。
大閹之亂，禍國殃民

總三朝宦官而言之，漢唐宦官形跡最為相似，他們都有強烈的自我意思，都曾試圖從幕後走向台前，但又都因豪右士族和百年門閥的限制而以失敗告終；但唐朝宦官顯然更具 「開創性」他們不僅掌握了軍隊，甚至還掌握了皇帝，天下之下，宮禁之間儼然是宦者稱尊。而與此不同的則是明朝的宦官集團。他們雖然全是煊赫，往古來今無出其右者，但「最風光也最黯淡」的也是他們。主奴思想根深蒂固的他們往往成為皇帝制衡朝臣的棋子，或在「天子一怒」的瞬間、或在「新老更替」的檔口、或在「皇權和臣權」相爭的間隙成為替罪羔羊和政治犧牲品。